【历史小论文】浅谈元代骑射表演钩沉

摘要：以骑射立国的元代蒙古族骑射表演不仅历史由来已久，而且当时广泛普及。骑射表演不仅为元代蒙古族进行军事训练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形成了元代蒙古族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对于元代蒙古族统一团结的民族实体形成、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塑造以及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培育也产生了值得探究的深远影响。,关键词：元代；骑射表演；蒙古族,有元一代，以骑射立国，更以能骑善射闻名遐迩。据《元史•兵志》记载，元代起源于北方，以善于骑射为风俗，由于弓马之利而取得天下。元代蒙古族居民，从孩童时起，就喜欢玩弄弓箭，弓矢是其最为谙熟的武器。元代蒙古族的基层组织不仅是军事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个个皆兵，人人善射。凡十五岁以上至七十岁以下的蒙古族男子，不论众寡均签为兵，战争来临时上马即可征战沙场，而战争结束时下马即可屯聚牧养。元代派遣精锐练习骑射之士守卫边疆，凭借一匹马一张弓，创下了灭西夏、吞金宋、一统华夏、横扫亚欧的丰功伟绩。在此背景之下，元代蒙古族形成了崇尚骑马射箭的表演风俗。颇为奇特的是，元代骑射风俗的形成不仅是为了全民竞技较艺，而且还用来祭祀消灾，虽然这不过是象征意义的，但是从元代蒙古族祈求美好愿望来讲，骑射表演在元代蒙古族中的确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一、元代骑射表演的历史源流,所谓骑射，就是指骑马射箭。早在西周初期，骑射就已经开始出现。战国时期，尚武图强的赵武灵王，号召全国上下穿胡服、习骑射，将骑射迅速推广开来。此外，战国时期创造的弩箭，以机械发矢，提高了弓箭的射程与准确性，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晚至明清时期，弩射还一直流传。秦汉之际，虽然射礼作为典礼仪式日趋式微，但是射术在军事领域获得了很大发展。在总结先秦以来射术经验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逢门射法》等近十种专著。两汉三国之际，精于射术者极多，像飞将军李广、手射飞鸟的曹操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汉魏以降，骑兵之于战争的地位日益增强，骑射表演也因而比较常见。南北朝之际，频繁的战争与民族大融合，将射术与骑射活动又推进了一步，尤其是在妇女中也出现了步射以及骑射表演，并且涌现了一批射艺高超的巾帼英雄，比如李波小妹就是一位骑射高手。唐武则天长安二年，武举制创立。步射与骑射都是武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自唐直至明清，虽然历朝武举略有变更，但是射术始终作为武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而存在。唐朝秉承南北朝遗风，在妇女中举行的骑射表演也比较活跃，不仅宫廷嫔妃经常参与骑射行猎，而且宫廷与民间都流行一种射粉团的端午节游戏。到了两宋时期，由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射箭表演因适应战阵的需要而受到重视，开展日益普及。尽管宋代已经发展了火药与火器，但是原始的枪炮还无法取代弓箭的地位。在日益普及的骑射表演影响下，不少骑射表演的民间社团组织相继出现，如北宋的“弓箭社”以及南宋的“射水弩社”等都是当时颇为著名的。虽然此时期的骑射表演具有练武备战的目的，但是也不乏娱乐的性质。及至辽、金、元时期，骑射表演更加盛行。辽、金、元统治者本为善于骑射的北方少数民族，素来拥有射箭的习俗。尤其元代，继承与融合多民族的骑射表演习俗，将骑射表演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二、元代骑射表演的主要类型,由于元代骑射表演在蒙古族自古以来即有的骑射表演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骑射表演，因而元代骑射表演的类型多样，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丰富多彩。,1．射柳,射柳表演是于民俗节日举办的助兴活动，其表演场面颇为隆重。三军列好队行，凡武职者均折取柳条，将一尺柳条去青，插入五寸于土中，并各自以系于柳上的手帕为标记。先有引马者先前行开道，万户随后引弓射向柳条，能够断其白者，即为获胜，以击锣鼓做出判决。射柳被作为武将炫耀武艺的表演而存在。,2．马球,马球又称为击毬，是风行元代全国的骑射表演活动。根据《析津志》记载，元代有打马球的表演风俗。每年的五月五日或者九月九日，皇室中的太子、诸王与怯薛当中凡是会击毬者，都在西华门内广场举行击毬表演。首先，一马在前奔驰，将由皮革缝制的马毬投掷于地上；然后，群马奔腾追赶，骑在马上的击毬者，手拿着长藤柄杖，争先恐后地击毬。动作迅速而武艺高超的人，能够将毬挑起，不离杖而掷于空中，骑马行走如飞。将毬击入毬门中者获胜。击毬的时候，盘屈旋转，快如闪电，令观看者动心骇志，精神倍增。马球运动深得元朝王公贵族的喜爱。,3．射草狗,每年十二月下旬的时候，选择好天气的日子，将西镇国寺内的平地洒扫干净。用草束成草狗，将剪好的杂色彩缎悬挂于草狗身上，象征草狗的五脏六腑。只有达官世家之人才能够参与射草狗的表演，而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能参与射草狗的表演的，只能观看射草狗的表演。射草狗的主要目的在于象征性的祭祀活动，寄托了人们希望通过射草狗来消灾免祸，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风俗习惯[2]。,4．围猎,元代蒙古人不仅强悍勇猛，而且具有丰富的狩猎经验。元代立国之前，蒙古人经常射虎搏熊。元代立国之后，蒙古人更以射猎为国俗，全国上下皆以围猎取乐。除了个人狩猎之外，元代蒙古人还举行集体围猎。平民百姓的围猎通常是布成大包围圈，然后包围圈逐渐缩小，直至一举围歼。元代皇帝参与的围猎被称为田猎，其规模壮观宏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军事化与礼仪化。元代皇帝提供围猎，不仅出于个人的喜好，而且出于军事的考虑。围猎需要讲究阵法，通过围猎就可以练习战阵。在中原地区举行围猎，将严重干扰农业生产，因而不被允许，并且制定了相关严厉的惩罚措施，尽管如此，元代蒙古人的围猎仍然是禁而不止的。究其原来，就在于元代皇室从内心上来说并不禁止围猎。即便在元朝危在旦夕之际，反对围猎的意见也未能阻止围猎。由此可见，元代蒙古人对围猎的痴迷与执著。,5．射木兔,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元代人们要举行一种称为射木兔的表演，这也是骑射表演的一种。表演之前，先将木雕兔固定下来作为靶子，然后将参与者分为两个组，分别骑马射木雕兔，先射中者取胜。失败的一组需要下马进酒给取胜的一组，以示祝贺；而取胜的一组不必下马，在马上接过失败的一组呈上的酒盅，一饮而尽。由于前脚小短而后脚大长的兔子奔跑迅速，出没无常，只有高明的骑射手才可能射中。射木兔表演也有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寄托了人们对当年狩猎丰收的一种祝愿。,6．射葫芦,每年的清明节与端午节，元代的人们将装有鹁鸽的葫芦悬挂在树上，从远处射之。该表演的输赢判决不在于是否射中葫芦，而在于是否将葫芦射破，使鸽子从葫芦中飞出，根据鸽子飞得高低判决胜负。这种独特的评判胜负的方法，真可谓是别出心裁[3]。,三、元代骑射表演的深远影响,在部落间的混战中，元代蒙古族不断强化骑射训练与表演，实现了战无不胜与开疆拓土的目的。在长期的征战中，元代蒙古族基本上始终处于军事战备状态，这最终奠定了元代蒙古族形成稳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征战中形成的骑射训练与表演，为元代蒙古族民族性格的塑造与民族精神的培育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1．有益于形成统一团结的民族实体,征战沙场战无不胜的必要条件是军队成员之间彼此协作无间，而且还需要具备后方人民持续不断的兵源支持。在长期的迁徙与征战中，元代蒙古族充分认识到了只有统一团结的民族才可能是战无不胜的，并且将这种思想在骑射训练与表演中逐渐渗透入民族的思想与行动中，代代因袭相传。检阅史料，不难发现，元代蒙古族尤其是蒙古骑兵，保持了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与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受到骑射表演的影响，元代蒙古族将民族独立的精神渗透进血液中，逐渐形成与发展了统一团结的民族实体[4]。,2．有益于塑造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元代蒙古族素以彪悍强健与骁勇善战而著称于世。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使得马背上的蒙古族以大无畏的英雄精神，开拓着民族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平台。此种可歌可泣的精神，在部族成员中进行骑射训练与表演下，逐渐上升为民族精神。为使这种精神世代相传，永不磨灭，元代蒙古族通过骑射训练，使骁勇善战成为本民族的基本生存技能；元代蒙古族通过骑射表演，使骁勇善战成为本民族民众的民族性格。勇往直前与坚毅顽强已然成为了元代蒙古族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个体来说，骁勇善战成为了元代蒙古族战时的存活几率；就部族来讲，骁勇善战保证了元代蒙古族的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实质上，假若舍弃了骑射训练与表演，也就意味着舍弃了元代蒙古族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入主中原的元代蒙古族，即使处于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始终没有忘记培养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族虽然被赶回漠北，却仍然对中原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大概即是因此之故。,3．有益于培育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历史上任何北方游牧民族形成的过程，都是一个以征服开始，以包容共存的历史过程，元代蒙古族自不例外。军事上的征服与包容最终不可避免地将演化为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在骑射训练与表演中得到继承与发扬。从元代蒙古族骑射文化的史料来看，兼容并包的思想首先是开始于军队。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元代蒙古族在长期的征战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骑射文化，并将其融入本民族的骑射文化与骑射表演当中。兼容并包的骑射文化与表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元代蒙古族人民，造就了元代蒙古族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总而言之，元代蒙古族无论从骑射文化上还是从骑射表演上都吸收了多民族的有益成分，秉承的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促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5]。,综上所述，以骑射立国的元代蒙古族骑射表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仅在军事训练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元代蒙古族统一团结的民族实体形成、骁勇善战的民族性格塑造以及兼容并包的民族精神培育也产生了不容轻视的深远影响。,参考文献,[1] 陈晓东.古代骑射运动小考[J].文史博览（理论），2013（5）.,[2] 杨向东.中国体育通史第二卷（960-1840年）[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3] 田海军.漠南武术文化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3.,[4] 林伯原.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发展的特点及其影响[J].体育科学，1991（4）.,[5] 曹庆华，锋晖.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骑射文化的历史影响[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6）.